共情（Empathy）是源于心理学的概念，来自德文术语“Einfü hlung”，作为高级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社会学及神经科学等各个领域。自1903年Lipps率先提出共情的概念以来，人们对其定义做了很多补充。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共情概念主要分为两大门派［1］：其一为T. Lipps为代表的把共情看作是个体机械性被动地接受外在刺激所产生的内心直觉反应；其二为Titchener为代表的将Empathy定义为一个个体积极主动地体会另一个个体心理及情绪反应的现象；“Empathy”实际上是E.G.Titchener对“Einfü hlung”的英文翻译。后人将Titchener的观点进化为共情的两成分模型中的认知成分［2］。
  近年来世界各国神经病学专家先后开展了共情的相关研究，其神经生物学研究侧重于利用先进的影像学技术研究共情的脑区、解剖结构基础、分子物质形态，旨在创建一个从心理学概念到神经生物学的溯源［3、4］。本综述旨在从心理学及神经生物学方面论述共情的基本概念、分类、测量方法、相关脑功能区及在神经科疾病、癫痫方面的研究现状和最新进展。
1 共情的概念
1.1 共情的概念 共情是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共情属于社会认知，其认知共情对个体参与社会活动、人际交往方面起调节作用，其情感共情在个体的情绪控制方面起重要作用。2009年多伦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共情问卷调查，结果提示共情能力高者社会关系较好，因此说明共情能力是一种高级社会认知能力，可以促进个体更好的融入到复杂的社会活动中［5］。LevensonRW认为［6］当以下4点都满足的时候，可认为产生了共情：（1）个体处在情感状态。（2）个体的状态与他人的情感状态是同形的。（3）个体的这种情感状态是由体会或想象他人情感状态所产生。（4）个体知道他人是自己情感状态的来源。共情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共情和广义共情。狭义的共情概念认为个体在共情时所经历的状态来源于他人而非自身的处境。广义的共情概念是指自身对他人感觉的理解和情感的分享，包括自身的处境及状态［7］。
1.2 共情的组成成分 共情为人类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包括多个组成成分，每个成分涉及不同的神经网络及解剖基础。共情由两个成分组成，即认知成分（Cognitive empathy，CE）及情感成分（Emotional empathy，EE）。认知共情(CE)包括观点采择及想象力，是对他人观点进行选择采纳并接受及想象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情感共情（EE）是个体体会他人情感状态并产生相似情感反应的能力。共情分4因子：观点采择是指个体主动了解他人所处立场和所持观点的能力，想象力是指个体将自身置于模拟环境下的想象能力，同情性关心是指个体对他人同情和关心的能力，个人痛苦。CE由观点采择加想象力构成，反映个体的理性情绪；EE由同情性关心加个人痛苦构成，反应个体的感性情绪。
1.3 共情的三大系统 Decety等［8］认为：由于共情产生时不同的心理成分涉及不同的神经基础，心理学将共情分为3大系统：核心情感系统、镜像神经系统（MNS）、心理理论系统。（1）核心情感系统：为共情确切发生时首先形成的心理—神经系统，为人们客观体验他人情感内容的过程，无主观因素的参与。通过功能性磁共振进行脑成像研究表明，个体确切发生共情时其大脑中特定脑功能区会被首先激活。Wicker等［9］将被试者观看他人厌恶的表情和自身闻到令人厌恶的气味时的脑部活动两者进行对比，发现都同时激活了大脑中某些特定的功能区，故此系统是共情发生时首先形成的核心过程。（2）镜像神经系统（MNS）：为共情产生时继核心情感系统激活后出现的心理-神经网络，又称为共情的内部模拟。（3）心理理论系统：为共情产生后较上述两种更为高级的心理-神经网络。因此心理理论中的个体对外在刺激的推断能力是共情产生的重要因素，使共情不仅仅是个体对外在刺激的直接反应，而是有更多主观情境的参与［10］。
1.4 共情的测量方法-人际关系指针量表（IRI） IRI由Davis等基于心理学中的多维理论所编制的测量共情能力的有效工具。此量表为自评量表，由4大因子构成：观点采择、想象力、同情关心、个人痛苦；采用5点评分系统，从不恰当到非常恰当，计为0～4分；从共情的认知与情感两方面进行考察，且4因子不仅测量共情产生的结果，也同时测量其产生的过程。台湾詹志禹将人际关系指针量表进行修订，使其更适合华人使用，将题目减少为22个，形成了中文版的指针量表，并通过大范围试验，证明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张凤凤［11］于2010年针对该量表的国内应用进行效度及信度的研究，结果显示：各项因子达到良好内部同质性水平，具有较好跨时间稳定性，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 共情的神经学基础
  共情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大都经历3个阶段：情绪唤醒、情感理解及情感调节，下面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阐述共情神经网络中不同的解剖部位及功能［12］。（1）情绪唤醒：情绪唤醒是个体共情产生时最先发生的过程，无主观因素参与，出生后即存在此种能力。情绪唤醒的神经解剖基础为大脑镜像神经系统（MNS），位于大脑的额下回的背部区域（IFG）和顶下小叶（IPL）区域。（2）情感理解：情感理解是指个体理解他人的情感，只包含心理理论中的情感成分，该过程在个体青春期开始成熟。颞上沟（STS）后部区域［内侧前额叶（mPFC）、颞顶交界处（TPJ）］是情感理解的神经网络。（3）情感调节：情感调节是共情产生过程中最高级部分，是个体对自身共情产生与否的控制能力，大脑背外侧前额叶（dlPFC）、腹内侧前额叶皮质（vmPFC）是其神经解剖基础。
  MNS是EE的神经网络之一，如上面所提及的其解剖基础为IPL和IFG。Pfeifer JH等［13］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用于直接检查MNS神经元活动之间的关系，选用52名正常儿童，让其观察或模仿不同面部表情，同时用fMRI扫描其大脑，然后用共情量表评估受试者共情能力。结果发现，儿童的共情得分与MNS区域（IFG、IPL）的激活程度明显正相关。
　　研究表明，受试者共情能力受损时，表现为除了共情总分较正常者明显降低外，大多出现CE与EE的分离性损害。（1）CE的损害及机制。Dziobek I等［14］采用多项共情测验量表研究孤独症患者，他们采用新的图片范式（采用形象的疼痛图片诱导共情）、多维度共情能力测试（MET）的心理学测量方法，选取17名确诊孤独症的患者及18名健康对照者，测试统计结果为孤独症患者的共情能力明显下降，且出现分离性共情能力损害。Kalbe E［15］于2010年选取30名健康男性受试者，采用经颅磁刺激法干扰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同时进行共情能力测试，结果发现，vmPFC区域是影响CE得分的脑功能区。Lev-Ran等［16］对7名额叶受损患者及13名健康受试者采用缓慢经颅磁刺激方法，刺激不同大脑皮质区域，同时进行共情能力心理学测试，发现vmPFC皮质是CE的核心脑功能区。（2）EE的损害及机制。针对共情受损时内容出现分离的现象，Shamay等［17］进行一项相关机制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体内可能存在两种共情系统：一个基本的共情感染系统和一个更为高级的认知换位思考系统。Shamay的研究中，试验前提为假设CE与EE隶属不同的脑功能，方法为选取30位额叶病变患者（vmPFC病变11例、糖尿病前期额叶皮层病变8例、后额叶局部病变11例）和34位健康对照者，并区分认知和情感维度，每例入组者及对照者在进行共情测试时均同时利用fMRI扫描相关脑区代谢变化情况，磁共振影像上显示受损地区为粉红色,亮色调表示病变的程度，结果显示，vmPFC区域损伤患者的CE能力下降，而EE保留；而IFG区域受损后EE能力下降，CE能力保留。
3 共情的神经病学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功能性磁共振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技术、经颅磁刺激等先进的辅助检查手段，研究了与共情相关的神经网络、脑区结构及功能，发现EE的相关神经网络是前脑岛（AI）、前扣带回（ACC）等脑区，CE的相关脑区是vmPFC等相关脑区。
3.1 CE的神经网络及相关脑区 Shamay-Tsoory等［18］于2007年研究发现大脑的vmPFC区域与额叶背侧部位具有不同功能，他们采用49位脑损伤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共情的心理学测评，同时应用fMRI监测其脑区激活情况，结果为vmPFC损伤患者的CE受损、EE保留。Mitchell［19］于2009年通过临床研究也发现vmPFC为CE的相关脑区，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3.2 EE的神经网络及相关脑区 EE的功能脑区为AI和ACC区域也被广泛证实。Moyers［20］应用深部电极记录技术，记录了15例手术治疗的难治性癫痫患者，监测其AI等部位的事件相关电位，发现患者在看到厌恶的面部表情时，有上述大脑AI区的显著激活，且激活程度与面部表情的厌恶程度呈正相关。Morrison等［21］采用fMRI的检测方法，发现测试者在疼痛共情过程中，被激活的脑功能区有中扣带、背侧前扣带、背侧后扣带。
4 共情与癫痫
　　有关共情能力在癫痫患者中的相关研究近年国外已经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
  2015年Gianina Toller等［22］最新发表文章指出：大脑右侧前额叶-边缘系统的萎缩是导致颞叶病变的癫痫患者共情能力下降的原因。在该项研究中，采用心理学的共情问卷结合功能磁共振最新测量技术-全脑分布形态测量学（VBM）的方法，对13名右侧颞叶病变的癫痫患者、9名左侧颞叶病变的癫痫患者和33名健康对照者进行测试。受试者接受共情问卷测试时同时进行功能磁共振扫描，用VBM的方法测量受试者参与共情的相关脑区面积大小，结果表明共情能力损伤与大脑额叶-边缘系统体积萎缩相关。该试验得出如下3个结论：（1）共情与大脑右侧额叶、边缘系统和两侧中脑区域的脑体积大小相关。（2）右侧颞叶内侧的萎缩将导致癫痫患者共情能力明显下降。（3）频繁发作的难治性颞叶癫痫是导致社会认知、共情能力减退的重要的内部因素。
  国内学者胡颖［23］于2014年发表了一篇癫痫与共情的文章，该研究通过应用“中文版人际关系指针量表”测定原发性癫痫患者和正常对照者的共情能力，发现原发性癫痫患者（均为全面性发作）共情能力较对照组明显下降，且出现分离性共情能力受损，即CE损伤而EE保留。其采用IRI-C对62例原发性癫痫患者与150名健康对照者进行共情能力测试，结果为癫痫组的共情总分、CE（观点采择、想象力）得分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而EE在两组间未见明显差异。结论为原发性癫痫患者（均为全面性发作）存在分离性的共情障碍，即CE损伤而EE保留。
　　在儿童癫痫患者群中，有不同程度认知障碍的儿童数量不断增加。最近一项相关研究［24］，其目的一方面是评估癫痫患儿认知康复治疗的效率，另一方面是探讨轻度创伤性脑损伤（mTBI）和部分性癫痫（PE）患儿应用计算机辅助治疗程序（FORAMENRehab）进行注意力培训的特定意义。结论，经过系统专业干预的患儿其持续而复杂的注意力得到明显改善。试验研究结果证明，之前假定的认知功能损伤的患儿进行专业康复治疗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5 国内研究现状与展望
  试验已经表明：持续性的痫样放电会对癫痫患者脑内神经元造成不可恢复的严重损害，导致癫痫患者认知功能严重受损，其高级认知功能-共情能力亦明显受损，导致患者社会功能下降。国内对于癫痫患者共情能力研究起步晚、进展慢。胡颖的原发性癫痫患者共情能力研究目前是国内首次报道，其本人亦表示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并扩展研究方法，以更为深入的研究癫痫患者共情能力受损的特点。我们可以针对癫痫发作本身的各种具体因素如病因、发作类型、发作频率、发病年限、抗癫痫药物等对患者共情能力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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